“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书启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各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分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那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书启一席，就有了二十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代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使，也有十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脚弄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枭案内，太尊代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丞班。过得两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见，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
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弟一妇过班的太太，不知和那一个情一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尽行卷逃，却已经十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莲，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寅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文的来历。
“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鄞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道：“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容或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我道：“你且慢着驳，这一天恰好是忌辰，官府例不开道鸣锣呢。县大老爷大怒，喝叫停轿，要捉那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竖曳，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褪一下裤子，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金子安道：“忌辰例不理刑名，怎么他动起刑来？”我道：“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漂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兴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两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利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道：几时得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
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那里典史的，刻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象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士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陽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二百文铜钱，私和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止泪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其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儿子卜仲容，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管理杂务，因此不常在家。孙子卜才，在府城里当裁缝。还有个曾孙，叫做卜兑，只有八岁，代人家放牛去了。卜士仁一个老头子，在家里甚是闷气，虽然媳妇、孙媳妇都在身边，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甚么谈头。
“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自是欢喜，问长问短，十分亲一热。卜通也一一告诉，只瞒起了被鄞县大老爷打屁一股的事。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说道：‘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士仁道：‘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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