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人是江育奇，他是顶替余开鸿成为党建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按理说，这个汇报应该由各市负责党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完成，事情之所以落到了唐小舟头上，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方案到底怎么样，省里的主要领导还不知晓，不适宜直接送上常委会，二是党建系统化方案，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赵德良的要求是具体细致可操作性。以前，只要制定这类方案，开头必须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等等，赵德良强调，这些旗帜是一定要高举的，但高举不是口号，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中。
你连党支部都名存实亡，连组织生活都不能保证，怎么高举旗帜?那不是空话?所以，这个方案，要具体到各个细节，包括组织结构形式，组织档案管理，组织监察职能职责以及处罚，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求量化。正因为方案是各个市提出来的，就难免有些各出奇谋的味道，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剑走偏锋。省里对此方案异常重视也异常慎重，决定先由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方案内容，提出部分修改意见，第二步由省党建系统化方案研导组对各地方案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一个全省性的执行方案，再交常委会讨论。赵德良刚抓党建年活动的时候，唐小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搞花架子，造影响，华而不实。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思考，唐小舟才意识到，赵德良果然是高瞻远瞩，高人一等。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成形的，当时的目标简单而又明确，只是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大目标。直到杭战胜利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夺取全国胜利。或者也可以说，即使夺取全国胜利，同样是为了生存。在生存这个大目标之下，所有的分攻，所有的利益维系，都显得不重要。因此，当时党建工作的标准即使粗放一些，简单一些，仍然可行，并且作用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变了，生存已经不是第一需要，甚至可以说，生存已经不值得忧虑。再执行那一整套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统方案，显然缺乏与时俱进。一个极其残酷而且有趣的事实是，历史并没有在此觉醒并且及时调整党建系统方案，而是削足适履，为了适应这一因生存而缔结的方案，不断地人为地强化生存危机。早期有关国对中国的仇视以及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威胁，看上去，生存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这显然只是保卫和建设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后来，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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