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变化得实在太快，仅仅用根据外在因素做出独立决策这一点，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许多人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不生养孩子，或者少生养孩子）是因为模仿行为在起作用，而不是他们独立的判断。物理学家总结道：“出生率下降这一自然的趋势，实际上呗一种模仿的压力放大甚至加速了。”
你会发现（在音乐会上）鼓掌的数据、出生率、手机的使用率这三种现象都下来落在了同一条数学曲线图上。尽管我们有自由意志，尽管决定鼓掌和决定要个小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别人的行为的确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决定的方式，并产生了一个普遍的模式。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社会人，嵌入社会群体之中，既不是对义务而的，也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自由。
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边缘徘徊的市场
假设市场上的参与者不够多，那么把所有参与者的策略加起来，也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可能性。于是，市场上就出现某种残留下来的“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自然而然地，会诱使其他参与者进来。如果参与者真的能够不劳而获，那么更多的人都会出于同样的理由加入市场。但是每加入一个新的参与者，就带来了新的策略，越来越多的策略于是有效地“吃掉”了一部分残留下来的“可预测性”。人们会不断地参与进来，直到可预测性完全消失为止，于是这个市场就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了。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人当然就再也无法获利，于是决定离开这个市场，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策略，这样一来，一点点的可预测性又一次冒出来了。根据这一观点，市场应该在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边缘地带徘徊。所以，有限的预测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困难的。
驱动市场的动因其实是投资者策略的生态体系（ecology）。而且，这个游戏自然的内在结构，肯定比大多数投资者用来预测市场的数学模型更丰富、更复杂。
在物理学家 Yi-Cheng Zhang和Damien Challet的基础上，约翰逊和他牛津大学的同事构建了预测模型，他们的模型能够在一开始就觉察到，某些时刻的市场比其他时刻的市场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在这些时刻，参与者策略的数量有效地被减少了，原始不是因为有人退出市场，就是因为许多参与者开始使用同样的策。约翰逊把这些时刻称为“可预测性的区间”。电脑不仅能识别这些区间，而且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最近的一次示范中，约翰逊团队利用美元兑日元汇率的一组数据，在4000个连续的价格变化中，不仅识别出了大约90个可预测性的区间，而且还预测了这些区间内的价格走向，而结果只错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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