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抛弃了阶级这个浓缩了太多政治意义的词汇，代之以学术界普遍沿用的阶层，以一个记者的视角，重点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社会阶层。
制度、政策和产业结构决定着社会分层，根本上又表现为权力和户籍。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几乎包办社会的所有资源分配。粮票、布票、油票……每一种票证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权力。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始于经济破茧。在杨继绳看来，此举只是以制度创新方式，实现财富的增量，满足社会的总需求，但对传统权力架构触之不深，权力对资源的高占有率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而是化妆成审批、垄断等新形态，构筑新的资源财富输送通道。
也正因为改革并未触及权力社会化存在的本质状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严重倚赖高发展速度，否则，极易因“资金链条”断裂出现错乱。这就形成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高歌猛奏，另一方面政府仍捉襟见肘。必须认清的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均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要么因为资源消耗过快难以为继，要么因为发展质量显得毛糙难以支撑。这也意味着，权力改革启动越晚，越是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越不可能学会立足存量财富合理分享蛋糕，实现多方共赢。
杨继绳的笔墨，较大程度上倾向于阶层差距的两端。这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偏好，而是现实社会本来就呈现纺锤型，中间阶层的陷落，使社会各种差距拉大，矛盾激化，群体冲突骤增。当代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大差距之一，当属城乡差距。新中国的阶层带着浓郁的国别特色，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城乡二元分治，使得农民这一庞大群体与城市之间被人为划开一条难以逾越的**。城市人分房，学校等有财政支撑，农村收入本来就低，一切还得自力更生，以艰苦为荣。
城镇化本来是弥合城乡阶层差距的重要路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坚硬户籍壁垒也似乎有所松动，比如推出了居住证，但与此同时，一线城市针对商品房推出的限购令，几乎均开起历史的倒车，与户籍重新挂钩，还有一些地方在驾驶培训方面，也祭起地域户籍差别待遇。就现有城镇流动通道来看，这条道路布满形形**的“机关”：交钱入户、投资入户、积分入户……真正彰显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则依旧凉在一边。某种意义上，户籍也是一种票证，只不过代表的是人。
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一直作为城市补充角色的形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按理讲，条件更差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理当得到更多抚慰，现实却往往是，并未享受任何公共资源补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不是作为一种功臣形象受到城市人的尊敬，而是被假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强拆了之。而一些地方在感到土地资源异常紧缺之时，绞尽脑汁的创意居然是，低价收购农村土地，逼农民“上楼”，同时将土地打包拍卖，乐此不疲地制造“地王”。
社会阶层的和谐，表现为流动渠道的畅通，成本的合理与公信力。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底层向上层的爬升通道主要是考学、当兵外加出身。现在的爬升通道虽然更加宽敞，但也存有“比爹”潜规则肆意消耗社会公信力的严重隐忧。另一方面，在利益重新分配之时，法律体系建设滞后，导致江湖式博弈泛滥成风，很多人一遇到困难和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依靠法律，而是寻找权力熟人撑腰。
在前言中，杨继绳指出，“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建立和谐社会是最终目标，其前提必取决于正确认识社会阶层，其次才是寻找弥合阶层裂痕的“钥匙”。
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阶层分析的研究成果迭出，作家梁晓声在年初就曾推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与杨继绳的研究有着同源关系的，当数南开大学教务总长朱光磊在2007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的区别在于，书中既有宏观的着墨，亦不时借助记者在基层**爬滚打的职业优势，间或穿插许多鲜为人知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使阶层细节的描写更接“地气”。
对于社会阶层，杨继绳的观点是不能讳言不能回避，而要瞪大眼睛，理性分析。确实，只有抱定实事求实地态度，看清阶层裂痕的真正所在，才可能找准重新科学分配利益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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