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误会来源于“炮击金门”事件发生前一个月，苏方提出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方案，这个提议被毛泽东视为觊觎中国沿海漫长海岸线的干涉主权行为，他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赫鲁晓夫急忙跑到北京进行解释，并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发表了一份没有实质内容的联合声明。尽管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面没有涉及任何“炮击金门”的内容，但事后发布的这个声明却让外界产生了众多联想，“炮击金门”顺理成章就被视为中苏协调一致的行动。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9年以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警告蒋经国“进犯台湾之期在即”。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非常恼火。但是，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稳定中苏同盟，赫鲁晓夫坚定地站在中共这一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随着事件的升级，中共还分析了美国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要求苏联提供核武器保护，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使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在炮击金门事件中，中苏两国体现出来的分歧有两方面，在确定基本方针上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在协调双方行动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以我为主”。苏联大使馆对此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天空出现两个太阳”
1958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自从毛泽东帮助赫鲁晓夫平息波匈事件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越来越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内众多不满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拥护。毛泽东觉得中国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但在经济上仍然薄弱，从而使他下决心“赶英超美”。“大跃进”模式出来之后，苏联的报纸等媒体也进行了正面报道，但赫鲁晓夫等苏联高层官员则迟迟没有对此表明态度，赫鲁晓夫在私下里甚至表示了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这么评价中国的公社是为了给党内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毛泽东则坚持认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发展，应该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成为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效法的榜样。
毛泽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1959年中印“麦克马洪线”和西藏问题冲突升级，但苏联并没有站在中国这边反对印度，而是采取中立的态度调和中印之间的矛盾，希望印度不要倒向西方国家，这却让中国领导人大为不满。于是，中苏双方展开了大论战，就“大跃进”的问题、世界革命应强调缓和的和平发展还是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等理论问题开始了辩论，直到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彻底分裂为止。
沈志华教授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中共和苏联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必然。其二，“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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