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压多大，反弹也就多大
中国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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