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的中国，几乎走完了西方美术上百年的道路。何多苓在这条道路上当然有所坐标，但他与这条道路却是若即若离甚至背道而驰的，尽管在伤痕绘画和乡土写实主义的年代，他亦为时代提供了作品——也可以说是产品，然而内心深处，他始终在为自己编织着精神的图层，女人是这些图层的表面焦点，而神秘、忧郁、沉思、古典是他永远的深层核心。
2012年春节前，由欧阳江河策展，何多苓在各地做了“士者如斯”的巡回展览，既有他之前作品的回顾，也有近年新作，你可以看出何多苓已经回归，开始逐步在画面中融入传统文人和文化的东西，西方象征主义慢慢淡去，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与趣味悄悄进入。
说起传统文化，在1949年之后几被破坏殆尽，但礼失求诸野，川省多崎岖，蜀道如青天，确为这种传统和市井的依存提供了一种自然掩体，惟其如此才能有何多苓“四川省地形的多样化与总体的封闭性构成了符合我的宇宙观的因素”，更甚之才能有“西南的力量”。
这一小块“天府之国”，这一小块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殖民地”，功德无量。
上世纪80年代海子来到成都，见到欧阳江河的那天，海子说那是他在成都最快乐的一天，那晚他说了很多话，对成都有四个字的印象“植物嚣张”。我相信正是这种嚣张，为西南画家打上了一种成长底色，也提供了一种接续传统的空间，所以在自由所到之处艺术贬值的年代，这里仍能做到市风升腾之处，诗风不退，士风不减，这里的自由有传统约束。
何多苓的画，有着对诗的诠释——也许是翟永明的缘故？在他与周遭朋友欧阳江河、钟鸣、周春芽等身上，也沉淀着传统文人的精致与高贵，同时也不乏被西风吹绿的新文人面貌和视野，有人称之“新人文主义”，我觉得倒不如说“新士主义”，平民时代的精神之士。
在这个被当代绑架的时代，你可以说何多苓生不逢时，中诗毒太深，中士毒更深。但你不能否认的是，在绝大多数当代艺术家都跪着的时候，何多苓多少还是站着的，他们都拥抱当代了，他还在“士者如斯”。20世纪的“美”被飞快地突破，多少人假“艺术”之名胡然而天，胡然而地。尼采说上帝死了，我要说的是，上帝死了，画家还远么？很多人恐怕已死在上帝前面了吧！
何多苓幸运的是，他这辈子有两个翟永明，一个让他像博纳尔一样，能在画布上打开内心世界固有的灿烂光彩；另一个让他像堂吉诃德一样，能在当代艺术世界里大战风车。
春风已经苏醒，还在草原上躺着迟迟不起的何多苓，死的应该比上帝还要慢。
《天生是个审美的人》读后感(五)：“对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
“1969年冬天，在四川西南部大凉山无边无际的群峰之间，我躺在一片即使在严寒季节也不凋零的枯草地上，仰望天空。十年后我才意识到，就在那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的岁月中，我的生命已被不知不觉地织入那一片草地。”
这是新出版的半传记、半评论性文集《天生是个审美的人》里“自述”部分的第一个段落。可能要具备相当的年纪和美术史知识，才会了解作者何多苓提到的这片草地与他轰动一时的油画作品《春风已经苏醒》的密切关联。
画家何多苓1948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母亲是学中文的，在四川大学做行政工作。爸爸收藏有很多珂罗版的画册，这可能是他美术启蒙的开端。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画画，七岁那年已经在儿童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且他少年时代的作品就有写实主义的趋向，与一般的儿童画截然不同。中学时代，他对航模和无线电大感兴趣，有不少钢笔画是表现舰船飞机的细部的，令同学叹为观止。以功课而言，他的语文功底相当好，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学业中断，很可能会考取中文系。闲散了几年之后，1969年，何多苓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插队，他承认“那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四年的插队生活，一方面是劳动和生活的艰苦，一方面被那苍凉的环境所震撼，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知青同伴中间，他阅读名著、欣赏音乐、看到了大量俄罗斯油画和一部分印象派的印刷品，“始终处在一种审美的乐趣和状态之中”。对雷诺阿、列维坦和谢洛夫的一见倾心，奠定了他后来的美术道路。1973年，何多苓在成都师范学校的一个美术速成班上学，他把大师的作品贴在床头，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方向。197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都幼儿师范学校当老师，教了几年美术课。1976年他以油画《追穷寇》参加庆祝建军五十周年的全国美展，开始在四川美术界小有名气。因此，1977顺理成章地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那一年他29岁。1979年他又考上四川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春风已经苏醒》是他的毕业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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