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作者:米兰·昆德拉

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 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 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 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 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 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 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 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 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宇,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 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 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 “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 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他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 又走了一会儿。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卡列宁停住了,往回走去。他们也只得转身。 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特丽莎走进屋时正碰上托马斯在读一封信。听到门开了,他把信插入另外一沓纸当中。但她还是看见了这一动做,出门的当儿还注意到对方把那封信塞到了衣袋里。不过他忘记了信封。特丽莎看见他离家出门,立即把信封找来细细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地址的字迹眼生得很,但非常工整,她猜测这是出自女人之手。 他回家来,她淡淡地问来了什么信没有。 “没有。”托马斯的话给特丽莎注入了一种绝望,比绝望更糟糕,因为她对此已经渐渐不习惯了。不,她不相信他在村子里有个秘密情人,要是那样就完了,但绝不可能。她清楚他在每分钟工余时间里做的一切。他一定是与布拉格的某个女人藕断丝连,那个女人与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以至她不再在他头发上留下下体气昧以后,他居然还想着她。特丽莎不相信托马斯会为了那个女人而离开自己,但是他们两年乡村生活的幸福,看来被几句谎言玷污了。一个旧的念头向她闪回来:她的归宿是卡列宁,不是托马斯。他走了之后谁来给他们的岁月之钟上发条呢? 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特丽莎有一种被抛弃之感。 卡列宁正躺在角落里呜呜哀鸣。特丽莎走入花园,目光落在两裸苹果树之间的一块草地上,想象在那里埋葬卡列宁。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在草丛里划出一个长方形。这里将是他的墓**。 “你在干什么?”托马斯很惊奇,象几个小时前她看见他读信时的惊奇一样。 她没有答话。托马斯注意到她的手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颤抖了,他紧紧抓住它们。但她把手挣脱出去。 “这是卡列宁的墓?” 她没有回答。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终于使他爆发:“你先是责怪我,说我想他的时候用什么过去时态,而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你到这里来安排后事!” 她转身用背冲着他。 托马斯退回自己的房间,狠狠地关上门。 特丽莎走过去,推开门:“别成天想着你自己,至少也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她说,“你把他闹醒了,他现存又开始呜咽了。” 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刚才狗并没有睡着),知道自己的所为就象最粗俗的泼妇,一心要刺病人并知道痛得如何。 托马斯蹑手蹑脚走进卡列宁躺着的房间,但她不愿让他单独与狗呆在一起。他们一人一边,双双把头向卡列宁凑过去。这一动作中没有什么和解的暗示,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都是单独的。特丽莎与她的狗共处,托马斯则同他的狗共处。 他们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说来也惨,他们就—直这样呆着,度过了卡列宁最后的时光。 为什么对特丽莎来说,“牧歌”这个词如此重要? 我们都是被《旧约全书》的神话哺育,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象是对天堂的回忆:天堂里的生活,不象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愁烦。 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正因为如此特丽莎在矿系区遇到集体农庄主席时,便想象出一幅乡村的图景(她从未在乡村生活也从不知道乡村),为之迷恋。这是她回望的方式——回望天堂。 亚当,探身于井口,却没有意识到他看见的就是自己。他不会懂得特丽莎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何以要站在镜子面前试图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灵魂。亚当有点象卡列宁。特丽莎曾经玩了个游戏,让他面对镜子看到自己,但他根本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无所谓,心不在焉地盯了一阵。 亚当与卡列宁的比较,把我引向了一种思索: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们已经被抛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们,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亚当在那里探身看一口井,不象那喀索斯,他甚至从未疑心那井里出现的淡黄色一团就是他自己。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无论何时走道母亲带有经血污痕的卫生纸,就感到作呕,恨母亲竟然寡廉鲜耻不知把它们藏起来。然而卡列宁毕竟也是雌性,也有他的生理周期。它每六个月来一次,一次长达两个星期。为了不让他弄脏房子,特丽莎在他的**塞上一迭脱胎棉,用一条旧短裤包佐,再用一条长丝线很巧妙地把它们紧紧系在**上。她看着这个能对付每次整整两个星期的装备,笑了又笑。 为什么狗的行经使她开心和欢心,而自己行经却使她恶心呢?对我来说答案似乎是简单的:狗类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卡列宁绝不知道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也没有恶心的概念。这就是特丽莎与他在一起时感到如此轻松自如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把一个动物变成会活动的机器,一头中变成生产牛奶的自动机,是相当危险的。人这样做,就切断了把自己与天堂连接起来的线,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他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 从这堆混乱的念头里,特丽莎生出一种摆脱不开的亵渎的思想,她认为,联系着她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要好。不是大一些,是好一些。她既不想挑剔托马斯也不想挑剔自己。她也不希望、宣称他们彼此能有更多的爱,她的感觉是给出一种人类情侣的本性。人类男女之爱对于人与狗之间存在的友爱来说(至少在最佳例证中是如此),预先就低了一等。人类历史上这种奇怪的现象,可能是造物主始料不及的。 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特丽莎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从未要求他给予爱的回报。她从未问过自己那种经常折磨人类情侣们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是不是更爱别人?他比我爱他爱得更多吗?也许我们所有这些关于爱情的问题,这些度量、测定、试探以及对爱情的挽救,都有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把爱情削弱。也许我们不能爱的原因,就是我们急切地希望被人爱,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求从对象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爱),以此代替了我们向他的奉献给予,代替了我们对他的无所限制和无所求取——除了他的陪伴。 另外:特丽莎照卡列宁原来的样子接受了他,没有幻想什么去试图改变他,一开始就赞同他狗的生活,不希望他从狗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也不嫉妒他的秘密私通。她训练他的动因不是要改变他(如一个丈夫试图改造妻子和一个妻子试图改造丈夫),只是给他提供一些基本语言,使他们能够交际和一起生活。 再有:没有人迫使她去爱卡列宁,爱狗是自愿的。(特丽莎再次回想起母亲,对发生在她们之间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母亲是村庄里众多妇女中的一个,她满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母亲的粗野也能将就将就。哦,只要她母亲是一个陌生人!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的面容就被母亲霸占,她的“我”就被母亲没收,她对母亲的这种方式感到羞耻。比这更糟糕的是那种长者的命令,“爱你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命令强迫她去同意那种霸占,去呼应那种侵略性的爱。特丽莎与母亲的决裂并不是母亲的过错。特丽莎与母亲决裂,不光因为对方是她观在当着的这个母亲,而因为她是一个母亲。)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忽发冲冠的壮景;从来不知道什么发展演变。卡列宁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周围的生活基于一种重复,他期待他们也同样如此。 如果卡列宁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肯定早就对待丽莎说了:“看,我病了,天天往嘴里送面包圈也厌烦了,你能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吗?”就在这里,整个人类的困境得到了展现。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 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特丽莎心里想。 集体农庄主席下工后,带着他的摩菲斯特外出散步,碰到特丽莎时总忘不了说一句:“他干嘛这么迟才到我这里来呢?早来一点,我们可以邀伴去沾花惹草啊!他和我,哪个娘们耐得住这两个猪娃的**?”那一刻,猪就训练有素地哼哼呼呼噜噜一阵。特丽莎虽然预先就确切地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但每次都大笑了。这个玩笑多次重复,还是没有失去煽力。正相反,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幽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的法律。 狗比起人类没占多少便宜,但有一条是极为重要的:法律没有禁止对狗给予无痛苦致死术;动物有权利得到一种仁慈的处死。卡列宁依靠三条腿行走,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角落里呜呜地啜泣。丈夫和妻子都同意,他们没有权利让他毫无必要地遭罪。但是,他们原则上同意了这一点,仍然不得不面对着决定时间的苦恼,即什么时候他的遭罪确实是毫无必要了呢?在哪一个瞬间他的生命不值得再延续了? 如果托马斯不是一个医生那该多好!他们就能躲到第三者的后面去,可以去把兽医找来,请他给狗打上一针,让他安息。 扮演死神的角色是一件可怕的事。托马斯坚持他不能自己来打针,得把兽医请来做这件事。后来他又意识到,如果这样他可以把一种禁止人类享受的特权提供给卡列宁:让死神具有他亲爱者的外观。 卡列宁整夜都在呜咽。早上,托马斯**了**他的腿,对特丽莎说:“不用等了。” 只有几分钟他们就不得不去上班了。特丽莎进去看看卡列宁。他还躺在角落里,全然没有感觉(甚至托马斯**他的腿时也不认人),但一听到门响看见特丽莎进来,便竖起脑袋看着她。 她受不了他的凝视,几乎有些害怕。他从不用这种眼光去看托马斯,只是看她。而且即使看的话,也没有现在这样凝重强烈。这不是一种绝望或者悲哀的目光。不,是一种令人惊恐的注视,是不堪承受的信任。这种注视是一种急渴的疑问。卡列宁在一生中,总是等待着特丽莎的回答,现在又努力让她知道(比平时更急切),他正准备着听取来自特丽莎的真理。(从特丽莎口里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理,连她命令“坐”、“躺下”,他都视为真理,作为他生命的意义而确认不疑。) 他令人惊恐和信任的目光没有持续多久,头垂下去搁在两只前爪上。特丽莎知道,再也不会有谁象他那样看自己了。 他们没有给他喂过糖果,最近她才给他买来了一些巧克力块。她把它们从箔纸里剥出来,碎成小块小块的绕着他放了一圈。她又取来一碗水,让他明白什么都有了,他可以独自在家里呆上几个小时。但他目光中似乎透出了极度厌倦。即使被巧克力环绕着,他的头抬也不抬一下。 她躺在他旁边搂住他。他艰难而缓慢地转过头来,嗅嗅她,舔了她一两下。他**的时候,特丽莎闭上了眼睛,好象要永远记住这一切。她又把脸的另一边就过去让他舔。 她不得不起身去照看牛群,直到中午时分才转回来。托马斯还没有回家。卡列宁仍然躺在巧克力的环绕之中,听到她进门,仍然没能把头抬起来。一条腿已经肿起来了,瘤块转移到新的位置。她注意到有些淡红色的(不象血)滴状物在皮下形成。 她又一次贴着他躺下来,伸出一条手臂揽住他的身体,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她听到有人敲门。“大夫,大夫!猪来啦!是猪和它的主人呢!”她缺乏气力去同什么人谈话,没有动也没有打开眼睛。“大夫,大夫!是猪家父子来啦!”一会儿,没有声息了。 托马斯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没吭一声径直去了厨房准备打针。他进入房间时,特丽莎已经站起来,卡列宁也挣扎着起了身。他一看见托马斯就微弱地晃了一下尾巴。 “看,”特丽莎说,“他正在微笑呐。” 她有一种恳求的神情,试图赢得一种短暂的延缓,但没有强求。 她慢慢地在长沙发上铺开了一张床单,床单的白色底子上有着紫色点子的图案。她早就把一切小心地准备好了,考虑好了,多少天以前就预先设想了卡列宁的死。(哦,我们确实提前梦想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死去,这是多么恐怖!) 他已经再没有气力跳上沙发了。他们一起动手把他抱上去。特丽莎把他放在托马斯旁边,托马斯检查他余下的三条好腿,寻找多少算得上突出一些的血管,用剪子切开了皮。 特丽莎跪在沙发旁边,让卡列宁的头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头。 托马斯叫她紧紧抓住那条腿,免得他难于下针。她照着做了,但没有让自己的脸离开卡列宁的头。她一直温和地对卡列宁说着话,而他也仅仅想着她,并不害怕,一次次**她的脸。特丽莎喃喃低语:“不要怕,不要怕,你不会感到疼的。你要想一想松树和兔子,你还有很多牛,摩菲斯特也在那里,不要怕……” 托马斯把针头**血管,推动了柱塞。卡列宁的腿**了一下,**有好几秒钟,然后停止了。特丽莎仍然跪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脸埋在他的头毛里。 一会儿,他们都得回头去工作,把狗留在沙发上,留在白底紫色点子的床单上。 他们黄昏时分回来了。托马斯走进花园,找到了特丽莎在两颗苹果树之间用鞋跟划出的长方形,开始挖洞。他精确地遵循特丽莎的标示,希望一切都符合她的愿望。 特丽莎和卡列宁留在房里。她害怕下葬的时候他还活着,将耳朵贴近他的嘴,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呼吸声,退一步,似乎看财他胸膛细微的起伏。 (不,她听到的呼吸声是自己的,而且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有细微的,她才有了狗动的印象。) 她从提包里找出一面镜子,送到他的嘴前。镜面如此模糊不清,她以为自己看见了上面有水珠,水珠当然是狗的呼吸弄出来的。 “托马斯,他还活着!”托马斯拖着两只带泥的靴子走进房门时,她叫起来。 托马斯弯腰看了看,摇摇头。 他们将垫着他的床单各扯一端,特丽莎是低的一头,托马斯是高的一头,把他抬起来送往花园。 特丽莎感觉到手中的被单有些湿润,想起他是湿津津进入我们生活的,现在又湿津津而去,她高兴地感触到手中的潮湿,他最后的招呼致意。 他们来到苹果树前把他放下来。她朝坑****去,拾掇床单让它能完全盖住卡列宁。真是不堪想象,泥土就要把他掩埋了,雨水将要洗在他**的身上。 她转回房去取来了他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把它们全部投了下去。 坑**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托马斯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 就在这时,特丽莎回想起她的梦: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象墓志铭。她想象有一块纪念碑立在两颗苹果树之间,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卡列宁,他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花园已沉入了黄昏,正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一轮较洁的月亮悬在清空,一盏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灯。 靴子都沾着泥巴,他们把锹和铲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 他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在这种时候,特丽莎通常会从身后走过来,靠上去,把脸贴到他的面颊上。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托马斯不是在读书,面前是一封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托马斯却不解地久久盯着它发呆。 “什么事?”特丽莎额觉心里**。 托马斯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他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 他终于转过头来,特丽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觉出来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他摇摇头:“他们只要见我一个。”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 他们坐上托马斯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雾很浓,他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从一架走到另一架,发现所有的门都关着,不能进去。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的门开了,门口靠着一架活动登机梯。他们爬上去,接受了门口一位乘务员的点头招呼。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眼下座位全空着。他们互相搀扶走入座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特丽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头,最初的恐惧之潮已经退去,被随之而来的悲凉取代了。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托马斯和特丽莎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温和的蓝色光辉泳浴着这个世界,使它美丽。 特丽莎读信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托马斯的爱,恐惧之感吞灭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紧靠着池(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渐渐体味到自己的爱,一种她认为无边无际的爱。 飞机终于着陆。他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他们看见下面站着三个人,都带着兜帽,握着步枪。没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他们。没有枪声,但特丽莎感到托马斯——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撑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去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马斯的身体在眼前飞快地缩小。她是如此震惊,呆呆地站着如同一根木头。托马斯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象他,最后变成了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 射杀托马斯的人取下面罩,给了特丽莎一个舒心的微笑,转身开始追击那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那个人突然一个猛扑才告结束。 那人站起来回到特丽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将其交给特丽莎。一刹那间,特丽莎的恐惧和悲凉都消失了,高兴地把这只动物抱在怀里,很高兴这只兔子属于她,可以把它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她的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爸爸妈妈已经定了。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抛,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特丽莎很高兴将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过跟下,她希望能与自己的小动物先单独呆一会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 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停止过燃烧,似乎一直预料到了她的归来。灯架上栖息着一只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斑圈。特丽莎知道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终点。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 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快乐。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 “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 “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 “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 “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 “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说什么?”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 “你会是一位摄影师。” “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他们回到桌边。特丽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 接着,他们上楼去,找到了他们那两间**了的房间。 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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