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作者:米兰·昆德拉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14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16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17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8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生理的爱给他们**,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21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更加**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了**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22 半夜里他醒来了,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春梦。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个:一个巨大的**女人,至少是他体积的五倍,仰浮在一个水池里。从她两腿分叉处一直到脐眼的**部,都盖着厚厚的毛。他从池子一边看着她,亢奋以极。 身体被胃病折腾得虚弱不堪之时,他怎么亢奋得起来?看到一个他清楚地意识到会拒绝自己的女人,怎么会使他亢奋? 他以为:在人脑机件里,有两个朝相反方向转动的齿轮。一个载着想象,另一个载着肉体的反应。载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齿轮,带动着相应的勃起指令齿轮。但有些时候,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齿轮错位了,亢奋齿轮会与一个载着飞燕想象的齿轮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会带来**的勃起。 此外,托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类睡眠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种梦境中,男人们都有勃起现象,这说明勃起现象与**女人之间的联系,只是造物主塞进入脑机件中一千种运动方式中的一种。 那么爱情与这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托马斯头脑中的齿轮不协调了,他会因为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这对他与特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影响。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么爱就是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造物主。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虽然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爱情有别于造物主为自己取乐而设置的机件,爱仍然是从属于它的。爱从属于性,象一位秀美的**女人服从一座巨钟的钟摆。 托马斯以为: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还认为,把爱情从愚蠢的**中拯救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在我们头脑中设置某种机件,能让我们看见一只燕子也亢奋。 他带着甜甜的思索开始打盹。就在他即将入睡的那一刻,在众多概念浑浑沌沌的无人区中,他突然确信自已发现了所有的谜底,一切神秘的关键,一个新的乌托邦,一座天堂:在那个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情,不会被**的愚蠢干犯所侵扰。 于是,他安睡了。23 几个半裸的女人尽力缠着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摆脱她们,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看见一位年轻女朗,正面对着他侧卧在一张沙发上,也是半裸着**,除了短裤什么也没穿。她撑着臂肘,面带微笑看着他,看来知道他会到来。 他向她走过来,难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满身心,想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她,终于能在这里与她相会。他坐在她身旁,对她说了些什么。她也说了些什么,显出一种镇定,一只手缓慢而轻柔地摆动。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这种举动的镇定,女性的镇定是他一辈子困惑不解的问题。 正在这时,梦境又滑回现实。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那种似睡非睡的无人区。遇见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渐渐消逝,使他惊吓恐惧。他对自己说,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尽全力想回忆起她是谁,在哪里遇见过她,他们一起经历道什么。她对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应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绘她,但刚答应便意识到这无法兑现: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给忘了呢?这时,他几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睁开的,他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这里吗?我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她吗?她是从瑞士来的吗?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他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既不是来自布拉格也不是来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梦里而不是别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梦中的女人与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他认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结果是他不曾相识的女人,但她还是他一直向往着的人。如果他有一个个人的伊甸乐园,他一定将陪伴着她生活其中。这个来自梦境的女人是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伙伴。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衷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呆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位女人,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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