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隐讳地佩着两支手枪，好象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象蚂蚁一样攒动，男人、妇女、小孩，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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