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吕斯曾把沙威引向那次谋害案的现场，并目击了出人意料的结局。但是，正当沙威把他那群俘虏押送到三辆马车里还不曾离开那座破房子时，马吕斯便已从屋子里溜走了。当时还只是夜间九点钟。马吕斯去古费拉克住的地方。古费拉克已不是拉丁区固定的居民，为了一些“政治理由”，他早就搬到玻璃厂街去住了，这一地区，当时是那些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段之一。马吕斯对古费拉克说：“我到你这儿来过夜。”古费拉克把他床上的两条褥子抽出了一条，摊在地上说：“请便。”
第二天早上七点，马吕斯又回到那破房子，向布贡妈付了房租，结清帐目，找人来把他的书籍、床、桌子、抽斗柜和两把椅子装上一辆手推车，便离开了那里，也没有留下新地址，因此，当沙威早晨跑来向马吕斯询问有关昨晚那件事时，他只听到布贡妈回答了一声：“搬走了！”
布贡妈深信马吕斯免不了是昨晚被捕那些匪徒的同伙。她常和左近那些看门的妇人嚷着说：“谁能料到？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你还以为是个姑娘呢！”
马吕斯匆匆搬走，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那所房子里已见到社会上的一种丑恶面貌：一种比有钱的坏种更为丑恶的穷坏种的面貌，把它那最使人难堪、最粗暴的全部发展过程那么近的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现在对这地方已有了强烈的反感。其次，他不愿被别人牵着走，在那必然会跟着来的任何控诉书上去出面揭发德纳第。
沙威猜想这年轻人由于害怕而逃避了，或是甚至在那谋害行为进展时，他也可能并没有回家，沙威曾想方设法要把他找出来，但没能做到。
一个月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月。马吕斯始终住在古费拉克那里。他从一个经常在法院接待室里走动的实习律师嘴里听到说德纳第已下了监狱。每星期一，马吕斯送五个法郎到拉弗尔斯监狱的管理处，托人转给德纳第。
马吕斯没有钱，便向古费拉克借那五个法郎。向人借钱，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五个到时必付的法郎，对出钱的古费拉克和收钱的德纳第两方面都成了哑谜。古费拉克常想道：“这究竟是给谁的呢？”德纳第也常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马吕斯心中也苦闷万分。一切又重新堕入五里雾中了。他眼前又成了一片漆黑，他的日子又重陷在那种**不着边的疑团中。他心爱的那个年轻姑娘，仿佛是她父亲的那个老人，这两个在这世上唯一使他关心、唯一使他的希望有所寄托而又不相识的人，曾从黑暗中、在咫尺之间偶然在他眼前再现了一下，正当他自以为已把他们抓住时，一阵风却又把这两个人影吹散了。没有一点真情实况的火星从那次最惊心动魄的冲突中迸射出来。没有可能作任何猜测。连他自以为知道了的那个名字也落了空。玉秀儿肯定不是她的名字。而百灵鸟又只是一个别名。对那老人，又应当怎样去看呢？难道他真的不敢在警察跟前露面吗？马吕斯又回想起从前在残废军人院左近遇见的白发工人。现在看来，那工人和白先生很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么，他要经常改变装束吗？这人，有他英勇可敬的一面，也有他暧昧可疑的一面。他为什么不喊救命？他又为什么要溜走？他究竟是不是那姑娘的父亲？最后，难道他果真就是德纳第自以为认出的那个人吗？德纳第认错了吧？疑问丛生，无从解答。所有这一切，确也丝毫无损于卢森堡公园中那个年轻姑娘所具有的那种天仙似的魅力。令人心碎的苦恼，马吕斯满腔热爱，却又极目苍茫。他被推着，他被拉着，结果动弹不得。一切又全幻灭了，只剩下一片痴情。便连痴情的那种刺激本能和启人急智的力量他也失去了。在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的那种火焰也稍稍能照亮我们的眼睛，向体外多少发射出一点能起作用的微光。马吕斯，却连恋情的那种悄悄的建议也全听不见了。他从来不作这样的打算：假使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呢？假使我这样去试试呢？他已不能再称为玉秀儿的她当然总还活在某个地方，却没有任何事物提醒马吕斯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现在的生活可以简括为这么一句话：自信心已完全丧失在一种穿不透的阴霾中了。他始终抱着和她再次相见的心愿，可是他已不再存这种希望。
最不幸的是贫困又来临了。他感到这股冷气已紧紧靠在他身边，紧靠在他背后。在那些苦恼的时日里，长期以来，他早已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中断工作正是最危险不过的，这是一种习惯的消逝。容易丢弃而难于抓回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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