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一大堆问题：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岌岌可危。
在真正的政党以外，还出现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人物和一般群众都感到困惑，情况各不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考，然而土壤，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却在他们下面，被一种无以名之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汇合成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地揭示出来；这些坚忍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人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挖向火山的深处，几乎不为潜在的震动和隐约可辨的烈焰所动摇。
那种平静并非是那动荡时代最不美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一心致力于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在其中，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搀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的。
他们试图凿穿这岩石，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里源源喷出，这些人，各自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属名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都被包括在内。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一从理论上作出详尽的论述，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
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涉及享受的配给。
从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大众的权力。
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配给，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外面的大众权力和里面的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社会的繁荣。
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失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丑恶不堪的豪华和丑恶不堪的穷苦。全部享受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就是说，归于人民；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私人的穷苦上面，国家的强盛扎根于个人的痛苦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形势。这是一种组织得不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搞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授予取消竞争。从而也取消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不可能停留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上。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一同解决，才能解决得当。两个问题必须并为一个来加以解决。
只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吧，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假的强盛，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盛，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在暴力前灭亡，象威尼斯的末日那样，或是在破产中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让你死亡，让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为人类代表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事物，世界总是让它们倒下去，死去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倾覆，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这话说了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对已达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确地并兄弟般地调整对劳动的报酬，结合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国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而言之，要知道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物质上的强大，也有精神上的强大，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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