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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