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同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安宁，不要去搅扰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感到这样心烦意乱，自己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他的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直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的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他还可以理解。假如那时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的话，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
他妻子走后的头西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请愿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拚命保持着镇静的、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的时候，他拚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觉察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大人，冒昧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了。
科尔涅伊明白了他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他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中他遇到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他感觉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他坏，如果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好一点），而是由于他的可耻的、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的、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就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们两兄弟。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特罗维奇十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死去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
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他叔父的提挈，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他是在外交部服务的，而且终年在国外，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在国外。
在他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他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弃他那遇到疑难慎重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他，他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她求婚才对。他求了婚，把他的全部感情通通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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