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进来的时候，彼得堡有名的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个绅士：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长着胡须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笔的响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最讲究这个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这个。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缝着眼睛，忿忿地对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有事，”助手严厉地回答说，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就继续书写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他老是很忙。请等一等吧。”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再要隐姓埋名是不可能的了，就庄严地这样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门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为了他所知道的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够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因此当他对什么感到不满的时候，他的不满往往因为他认清了错误在所难免和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不满意他们也不过是在理论上罢了；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他在律师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的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髭、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沉着地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圈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但是他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那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的下垂的棕色胡髭往两边**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了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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